文学批评:八个问题与一种方案

发布时间: 2019-10-09?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八个理论问题,即当代文学与经典、审美与历史、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文本中心与理论霸权、作品的有机整体原则、文学批评是否科学、作家与批评家和精英主义的困境。

  内容提要: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八个理论问题,即当代文学与经典、审美与历史、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文本中心与理论霸权、作品的有机整体原则、文学批评是否科学、作家与批评家和精英主义的困境。如果这些问题始终处于模糊状态而无法获得正视,它们的外在症候必将长期干扰文学批评的质量。这些问题内部包含的二项对立构成了文学批评的理论调节器。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公式事先分配二项对立内部的主从关系,文学批评突出什么、强调什么将由历史语境决定。“历史化”的方案表明,批评家如何想象和理解历史将产生重要作用。

  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如今,人们反复听到的呼吁是,必须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学批评。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满的议论如同文学批评甩不下的尾巴——虚伪,肤浅,迁就人情,资本指使之下的商业宣传,对于种种新型的文学动向一无所知,一副晦涩的学术腔调无助于改善社会生活,如此等等。相对于文学史或者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的学术含量稀薄。必须承认,浅尝辄止的理论应付很大程度地限制了文学批评的潜力。例如,一种普遍的想象是,文学批评的左边是文学作品,右边是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工作无非殷勤地将各种文学理论命题引入作品解读,或者归纳作品的若干规律赋予理论的命名。陷于二者之间尴尬的夹缝,文学批评的原创性时常遭受重大怀疑。因此,文学批评的文化阶序不得不位于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后,甚至常常被轻蔑地视为二者的寄生物。

  或许,现在是改变这种想象的时候了。事实可以证明,文学批评的功效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狭小地带。人们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场域将文学批评塑造成为一个活跃的角色。现今的文化场域包含了各种话语类型复杂而频繁的互动。经济话语、政治话语、科学话语、社会管理、宗教信仰或者意识形态,某种话语类型的急速膨胀可能占有更多的份额,继而引起另一些话语类型的连锁回应,甚至形成整个文化场域的结构性调整。这个意义上,20世纪之后文学批评的表现不同凡响。无论是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符号学派还是阐释学、精神分析学,文学批评逐渐汇成若干人文学科的联结、交织和相互依存的领域;“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表明,文学批评开始成为文化网络内部一个能量超常的节点,这个领域开启的多向对话制造出种种令人瞩目的理论漩涡。这时,文学批评试图突破学科乃至学院的围墙,介入各种复杂、隐蔽的社会历史脉络。

  然而,文学批评的扩张加剧了隐约的不安。若干积压已久的问题仍在持续发酵,另一些新型的问题接踵而至。如果这些问题始终处于模糊状态而无法获得正视,它们的外在症候必将长期地干扰文学批评的质量。现在,我愿意简单地勾勒这些问题的轮廓,指出内部隐含的各种理论冲突,并且在结论部分简要地表述我的观点。

  “文学批评”通常与当代文学联系在一起;相对地说,“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经典,例如唐诗、宋词或者明清小说。两个术语的微妙差异显明,文学批评更多地表现为坐标模糊的理论探险。当代文学尚未进入稳定状态,众多文学作品的探索和开拓尚未纳入文学史谱系给予衡量和定位,因此,批评家的阐述必然包含相当程度的试探性,带有种种个人趣味主导的印象主义联想。如果说,经典的历史地位业已公认,“文学研究”相对客观、中性,各种优劣评判遭到了大幅度压缩;那么,相对而言,当代文学未经历史检验,文学批评的各种结论则无法完整地享有“学术”的威望。许多时候,这甚至构成诟病文学批评的理由。“文学研究”的范式被视为楷模之后,文学批评的褒贬以及伴随的激情无形地成为浮夸或独断的表征。

  当然,人们可以听到来自文学批评的反驳;概括地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所谓的“历史检验”不能想象为历史的自动演算,仿佛真正的标准答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突如其来地降临。“历史检验”是一个内容充实的伸展,包含了历代批评家持续的对话、辩驳、声援或者抵制。经典的确认毋宁是这种伸展的阶段性沉淀。事实上,“历史检验”不可能截止于某一天,从此一锤定音。即使面对公认的文学经典,种种细微的校正从未彻底停止。所以,“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隔离带,二者的“学术”性质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其次,“当代”趣味并非文学批评的软肋。文学批评力图表述的重要内容即是,一部作品如何拓展当代文化空间。例如,谈论鲁迅的《阿Q正传》或者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批评家关注的是这些作品为20世纪文化增添了什么。所谓的“当代文化空间”,不仅包含那个时期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意识形态结构,也包含那个时期普遍的叙述、修辞或者文学类型。许多时候,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呼应构成了当代的某种边界模糊的“总体性”。如果没有文学批评表述当代的声音,所谓“历史检验”的起点又在哪里?

  尽管如此,“文学研究”的辖区仍然构成特殊的压力——文学批评必须意识到经典的分量。事实上,绝大多数作品只能获取短暂的存活期,仅有极为少量的作品由于未来历史的铭记而赢得了不朽。换言之,经典隐含了大部分当代文学并不具备的特殊性质,这种性质有助于作品跨越“当代”所标志的文化季节。藏之名山,传诸后世,我的作品等待的是未来的读者——这一类宣言的前提即是以经典为归宿。对于文学批评说来,“当代”趣味与经典之间始终存在某种紧张。如果意识到“当代文化空间”的历史渊源,那么,经典犹如“当代”趣味的压舱石。

  按照T.S.艾略特的著名观点,现存的众多经典构成了某种总体秩序,犹如矗立于文学史地平线的一道栅栏。一部新的作品只有携带足够的能量才能击穿既存秩序,占据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双方的相持包含了文学批评的角逐——用艾略特的话说,这将是“新与旧的适应”。显然,双方的相持必将涉及批评家的视角选择:注重尖锐的“当代”趣味,还是服从经典象征的坚固秩序?

  现今,放弃审美的文学批评遭到了普遍的非议。审美是“文学”不可替代的神秘魅力,绕开了审美的文学批评不啻于舍本逐末。尽管如此,文学批评的实践并未就审美的考察焦点达成共识。一些批评家热衷于复述诗文之中的良辰美景,一些批评家擅长分析的是文学人物的性格与内心幽微;若干批评家试图论证作者与读者共享的无意识机制如何造就相似的心理波澜,还有大量批评家将语言符号、叙述模式以及形式结构视为揭开审美秘密的入口。总之,审美的名义没有进一步转换为一致的理论主张,众多批评家的共同之处仅仅显现为:反抗庸俗社会学的泛滥,拒绝将文学视为各种社会学观念的简单例证。

  “历史”的确是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中心词——正如詹姆逊所宣称的:“永远历史化!”①然而,庸俗社会学很大程度地败坏了历史分析的名声。批评家援引历史教科书的各种现成结论证实作品的故事情节,仿佛后者仅仅是前者的形象翻版;如果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距离,批评家通常会向文学发出傲慢的诘问:“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庸俗社会学封锁了作家对于历史的独特探索,历史已经被事先想象为没有任何杂质的现成原则。

  “永远历史化”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根据各种具体的历史语境,分析诸多事物的历史脉络及其依赖的社会条件,预言它们的未来命运。社会历史批评学派从不否认审美的存在,批评家力图证明的毋宁是:审美并非从天而降的神秘事件;作为历史运动的产物,审美是一种可以解释的文化现象。哪些对象进入审美的视野?民族共同体、教育程度、文化阶层、意识形态乃至经济状况如何充当审美的各种参数?这些问题无不可以追溯到某一个时期历史结构提供的社会条件。

  社会历史批评学派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考察:第一,文学作品再现的社会历史——既定的历史构造如何铸成各种人物性格,设置一系列悲欢离合,那些人物命运的演变背后隐藏了何种历史性的巨大冲动;第二,文学作品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诞生于何种文化土壤之中?无论是作家的文化基因、读者的接受心理还是文学类型、修辞风格、叙述视角,批评家试图从众多文学元素背后发现必然的历史原因。也许,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不像“镜子”的隐喻那么简单。没落的历史阶段可能出现巨著,例如《红楼梦》;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神话的土壤,例如各种科幻文学。尽管如此,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从未消失,社会历史批评学派恰恰必须在众多中介物背后揭示这些联系的痕迹与形态。相对地说,第二个方面涉及的内容及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方面。

  然而,文学批评没有理由忽视另一个相反的命题:审美如何观照历史。激情、欢愉、悲伤、惆怅、憎恶——审美并非简单地为感性争回一席之地,而是隐含了独特的价值评判。这个世界业已拥有无数的理念和观点,这时,审美制造的那些内心波澜或长吁短叹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哲学话语、政治话语、法学话语或经济学话语仅仅将审美视为无足轻重的附加值,那么,批评家有义务证明,文学所依赖的审美提供了另一种分解、想象、重组以及评判历史的方式。相对于“存在”“本体”“国家”“民族”“资本”“法理”等种种社会科学擅长的重磅概念,文学关注的是这一切如何植根日常生活,进入普通人生的琐碎细节,与个人的命运、内心的悲欢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时,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生是种种重磅概念无法化约或覆盖的历史单位。因此,文学批评对于审美的肯定亦即对于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生的价值认可。

  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文学解读往往征引作品证实各种社会科学命题,审美对于个别、具体、形象的注视可能与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产生某种差异乃至冲突。如果说,审美图像的高分辨率与审美视野的狭小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文学批评没有理由坚持审美的独断。有时,审美观照还必须考虑乃至接纳社会科学的修正。因此,这种问题会一次又一次地冒出来:如何决定文学批评的前提——如何决定审美与历史的主从关系?

  众所周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主要来自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某种程度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冲突令人联想到审美与历史的冲突。韦勒克与沃伦认为,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均为“外部研究”,谐音、节奏、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模式和文学类型才是“内部研究”的内容。

  韦勒克与沃伦显然倾向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这个术语仿佛表明,批评家仅仅徘徊于文学的外围或者边缘,不得其门而入。韦勒克与沃伦认为:“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研究起因显然决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②韦勒克与沃伦基本接受了英伽登的现象学描述,将作品分解为声音、意义单元、意象和隐喻、象征系统和神话、叙述模式五个层面,继而聚合为各种文学类型;“内部研究”分门别类地考察作品的各种构成元素,这才是合格的“文学”批评。

  必须承认,“起因”仅能有限地解释事物的存在状态。土壤成分和气候条件的总结并不能完全解释一棵树的生长。作家的生平或者社会、思想、心理并非文学本身。然而,一部作品往往与某个时代的文化场域密切互动。从社会、政治、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到作家协会、稿费制度、文学评奖以及电影或电视肥皂剧的兴盛,文化场域的众多因素无不可能介入乃至干涉作品的各个层面。反之亦然。一部作品愈是成功,作品的主题愈是广泛地分布于社会、思想、心理。如果聚焦于文学的“审美”主题,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象征、神话或某种叙述模式的结构并非审美的全部根源。事实上,作品的各种构成元素必须依赖一个社会的心理机制或思想气氛才能产生真正的审美成效。删除“外部研究”无异于将后者置入盲区。

  倡导“内部研究”的背景是,“外部研究”如此强大,以至于作品本身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然而,放逐了“外部研究”之后,孤立的文本仅仅是一个僵死的文字结构。如何重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辩证关系,文学批评再度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谓的“内部研究”拒绝赋予作者某种超常的意义。韦勒克与沃伦的观念是,批评家必须坚守的阵地是作品的文本内部。

  通常的想象之中,文学批评的基本工作是解读、分析和评判文本。然而,这种工作很快会延伸到作者。《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9世纪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十分注重考察作家的个性,力图解释那些奇异的天才为什么能写出如此惊人的作品?然而,20世纪初,这种主张遭到文本中心主义观念的抵制。“新批评”倡导“细读”,专注于文本的条分缕析,来自作者的各种信息遭到了贬抑。例如,“意图谬误”即是“新批评”的一个著名论断。此后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无不保持了相似的观念。考察文本结构的同时,罗兰·巴特甚至宣称“作者已死”。总之,文本的语言结构——而不是作者或者那些外在的内容——才是批评家精耕细作的领域。

  尽管如此,另一个现象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不安。他们察觉到,文学批评正在将愈来愈密集的理论术语倾泻到文本之中,似乎超出了文本的负担限度。从精神分析学的压抑、无意识到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从那个玄奥的“存在”再到“互文”“复调”“他者”,众多概念纵横驰骋,甚至遮蔽了文本本身。某些批评家的文本分析深奥晦涩,难以卒读,如罗曼·雅各布森和莱维·斯特劳斯的《波德莱尔的〈猫〉》,罗兰·巴特的《S/Z》,或者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

  20世纪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众多理论学派纷至沓来,全方位地覆盖各个领域。许多时候,理论描述远非仅仅提供一种归纳,一种具体的诠释,而是意味了一个深度的发现,甚至带来新型思想空间的建构。尽管如此,理论遭受的反弹与日俱增。如此之多陌生的理论术语开始折磨人们的心智,文学批评突然成为毫无乐趣的思辨。

  苏珊·桑塔格公开表示,反对文学批评演变为乏味的理论压榨。在她看来,这种理论霸权再度显现了作品“外部”的粗暴干预——文学批评的阐释犹如强迫作品的形象体系变异为另一种形态:“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了转换的工作。”她具体地描述了理论代码如何引诱作品拐入另一个轨道:“阐释者说,瞧,你没看见X其实是——或其实意味着——A?Y其实是B?Z其实是C?”这时,文学批评的作品解读可能被比拟为谜面的破译。批评家负责向读者通报,兔子与乌龟赛跑的故事其实是“骄兵必败”的主题,《离骚》的香草美人象征的是诗人的高洁情怀,《哈姆雷特》不仅是一个王子复仇的故事,主人公多疑的性格背后或许隐藏了恋母情结,如此等等。“阐释于是就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③从某种无意识症状、阴险的政治意图到符号结构隐含的主从关系、民族或者性别歧视,理论代码事先预设了各种解读的寓意指南。见月忽指,得鱼忘筌,文学批评抛出结论之时,亦即作品本身蒸发之日。这再度让人想到了柏拉图的观点:文艺与真理相隔三层;文艺提供的各种表象不可信赖,文学批评的解读如同掠开各种表象设置的干扰,顺利抵达真理的码头。

  苏珊·桑塔格声明,她并未谴责一切阐释,令人厌恶的是那种“伪智性”的学院腔调。这是对于艺术力量的不解、不满或者不安。她主张恢复感觉,推崇透明而清晰的艺术,“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④。

  尖锐,犀利,深文周纳,鞭辟入里的独到之见,文学批评愈来愈多地显现出居高临下的理论姿态。从精神分析学到解构主义,许多批评家出示的奇异结论显然逾越了常识,甚至遭到作者的激烈反驳。这时,人们多半会迅速地联想到一个命题:“过度阐释”。从《红楼梦》的索隐、《老人与海》的象征到精神分析学对于梦以及各种无意识症候的解释,“过度阐释”时常成为文学批评再三遭遇的苦恼。所谓的“度”在哪里?“度”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还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建构?

  迄今为止,以片面换取深刻构成了许多文学批评的策略。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还是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不惜肢解作品,挑选某些片段大做文章,无视它们与作品整体的衔接、联系。由于批评家的解读和阐述,这些片段的意义急剧膨胀,以至于无法重返作品整体。如果仅仅依据“后妃之德”解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按照严世蕃的生平考据《金瓶梅》的西门庆,或者在《红楼梦》之中穿凿附会清世祖与名妓董小宛的生平事迹,如果仅仅援引精神分析学的“阉割焦虑”分析卡夫卡小说或者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那么,作品之中的另一些片段可能无所适从,作品的有机整体将遭受破坏乃至毁弃。

  当然,并非没有人对于这个传统原则表示疑问——作品的有机整体仍然是一个必须维持的界限吗⑤?事实上,审美是坚持这个传统原则的首要原因。可以从苏珊·桑塔格的表述之中察觉,审美“感觉”必须以作品的有机整体为前提。尽管医学可以将身体理解为众多器官系统分而治之,但是,“感觉”接受的是一个人物的整体。钦慕一个人物或者厌恶一条狗的时候,“感觉”接收的是整体信息而不是一条胳膊或者一根尾巴。不论众多批评学派制造出多少理论仪器,解剖刀下找不到灵魂。作品或许仍然是“理论时代”无法彻底分解的一个实体。无论是一首诗、一部小说还是一幅画、一支乐曲,深入人心的审美震撼来自作品整体而不是文学批评摄取的若干片段。这个意义上,苏珊·桑塔格所说的“作品本身”包含了顽强抵抗理论代码解构的内聚力。

  如果说,理论代码时常抽空作品的躯壳,擅自赋予另一个灵魂,使之皈依某种强大的理论学说,那么,另一种劫持作品的力量来自文学史。一部作品的价值并非自明,它必须纳入众多“他者”构成的文学史谱系获得评价。这部作品的独创、开拓或者沿袭、因循守旧只能在文学史谱系之中显现。当然,文学史并非一个固定实体,拥有某种不变的标准性质。从《诗经》《三国演义》《阿Q正传》到《伊利亚特》《堂吉诃德》《尤利西斯》,它们入选文学先贤祠的理由远为不同。因此,文学史对于一部作品的综合评估包含了来自众多“他者”的多向视角。作为文本之间的相互衡量与相互参照,“互文性”最大限度地敞开了各个文本的边界:没有哪一个文本是真正独立的,所有的文本都在相互映射。可以说,这时的文学史整体再度从外部剥夺了个别作品的独立价值。

  另一些时候,文学史的特殊主题甚至将文本的自足性视为必须摧毁的障碍。一些批评家按照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模型建构“世界文学体系”,力图发现世界文学内部中心与边缘的分布以及隐秘的权力机制。如此宏大的主题必须摆脱众多细节的纠缠。因此,批评家甚至提出放弃文本的直接阅读,其批评策略是间接的“二手阅读”:仅仅借助他人的文学作品概述综合文学史的概貌。为了换取一个宏大的战略视野,批评家毫不惋惜地牺牲众多文本的独特性⑥。

  耐人寻味的是,遏制文学史谱系强大吸附的能量同时存在。可以察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一段时间,“事件”突然成为许多批评家叙述文学史的关键词⑦。他们不仅提到了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一书,同时还提到了齐泽克、巴迪欧对于“事件”的定义。不论是齐泽克将事件想象为“超出了原因的结果”,还是巴迪欧“对可能性的创造”,“事件”一词无不包含了自足的意味。这时,批评家倾向于恢复“事件”现场的诸多因素,注重这些因素的聚合作用,注视一个又一个分散的“事件”单位本身。这种考察削弱乃至阻断了文学史内部脉络的关联和连续,重现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独立性质。尽管目前还无法证明“事件”一词拥有多大的理论潜力,然而,这个动向至少表明,“作品本身”以及隐含的内聚力构成了启动和展开文学批评的一个活跃单元,它或显或隐地制约各种理论霸权的长驱直入。

  文学批评是科学吗?提出这个问题的意图是,为批评家的个性谋求一个恰当的位置。

  时至如今,“科学”是一个公认的褒义词。如同一个护身符,“科学”保证了各种结论的合法性。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尽量将自己的工作与“科学”联系起来。当然,多数人心目中,“科学”的范本是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自然科学不仅提供了各种正确的认识,而且提供了各种正确的认识方式。实验、数据、归纳和演算,如此等等。然而,尽管“科学”享有崇高的威望,科学研究拒绝接纳个性。科学家不能因为迁就自己的个性而修改观察或者演算的结果。“科学”的客观性源于大自然的基本特征。大自然的演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各种人为的文化设计或者意识形态规定无法改造大自然的既定运行规律。众多物质的分子式不会因为不同的国界划分而改写,重力加速度公式也无须针对不同的族群而重新推导。“个性”通常意味着独具一格的视角、处理方式、感受力和表述风格,“科学”的结论并没有为这些因素留下空间。创立一门个性化的物理学或者根据个人风格设计医学,这显然是一些可笑的念头。科学史的许多事例可以证明,某些科学家曾经以一己的观点推翻了盘桓多时的成见,但是,这并非个性的胜利。科学必须不断地调整对于大自然的认识。尽管各种再认识的突破口多半选择某些杰出而幸运的科学家,他们的个人风格不是新型结论的必然构成。各种新型结论之所以赢得公认,仍然依赖科学家公共遵循的认识方式:实验、数据、归纳和演算。

  相对地说,声称写出一部“个性化”的文学史或者艺术史似乎不是那么奇怪。当然,质疑不可避免。“个性化”的观点有没有权利认定莎士比亚是最为拙劣的剧作家或者《红楼梦》仅仅是一部三流的作品——换言之,“个性化”拥有公信力的天然保证吗?尽管见仁见智并不意味着接受一切观点,但是,文学批评赢得的个性空间肯定远远超过了科学。批评家时常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独到之见辩护:那些激动人心的阅读享受远比各种众所周知的理论术语真实。因此,他们愿意纵容自己带有体温的独特经验,哪怕牺牲“科学”的名义。面对一个又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文学批评又有什么理由如同一个拘谨的冬烘先生?

  然而,只要文学批评保持分析与评判两个主题,批评家不得不依赖思辨和逻辑具有的普遍意义征服他人。文学批评从未真正脱离理论范畴而成为仅仅为自己负责的冥想。文学批评必须解释自己的特权:为什么比科学享有更多的个性?

  现在,我试图对真理与共识做出区分。当人们共同接受某种真理的时候,真理与共识合二而一。尽管如此,二者并非必然一致。真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某些时候,真理仅仅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多数人茫然无知,真理并未改变性质。相对而言,共识的基础是大多数人的认可。共识有可能偏离真理,大多数人接受谬误之见的例子比比皆是。真理与共识的区分有助于进一步分辨“科学”内部的两个脉络。通常,自然科学的正确结论适合于称之为“真理”,这些结论没有理由因为接受的人数以及不同的社会条件而改变;社会科学的许多观点适合于称之为“共识”。共识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可能对共识曾经认可的观点做出修正乃至完全颠覆。例如,某些机构可以代表大多数社会成员废除过时的法律条款,或者修订某种社会主张。在我看来,二者不存在高下贵贱之分,只不过后者的认识对象之中更多地包含了认识主体的自身构成。不言而喻,许多接受修正的共识并非由于“错误”,而是由于社会条件的改变。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的众多结论具有历史性特征。逾越相对的历史语境,合理的命题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历史语境是否正在发生转换?这往往是社会科学不得不事先完成的一个判断。

  文学批评显然置身于“共识”范畴。多数批评家没有兴趣考察作品的自然性质——字数,线装书、铅印还是激光照排,纸张的质量,一册书的重量,如此等等;文学批评的关注范围及其种种结论无不追求更大范围的呼应。陶渊明是一流诗人还是三流诗人?李白与杜甫孰优孰劣?《红楼梦》的通灵宝玉象征了什么?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为何令人战栗?反讽为什么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基调?这些论述的终点是最大面积的认可,而不是界定某种客观、恒定的性质或规律。

  共识为批评家的个性留出一席之地——共识不像真理那般精确无误、不容置疑,强大的个性可能挑战共识保留的各种话语,开拓一片自己的思想空间;另一方面,共识对于批评家的个性质量具有苛刻的要求——观点的独特并非全部,重要的是以独特的观点扭转人云亦云的成见,甚至改变承传多时的共识。这时的个性将会显现出耀眼的意义。

  作家与批评家犹如一对“欢喜冤家”。他们共同集聚于文学的旗帜之下,或者相互激赏、相互崇拜;或者相互调侃、相互憎恶。某些时候,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再也没有什么比滚滚红尘之中的知音更为可贵;另一些时候,他们公然表示既看不上对方的文学才能,也看不上对方的人格。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近期似乎没有多少改善的迹象。

  传统的意义上,作家与批评家往往被视为不同的话语集团。他们使用不同的工作语言。当然,二者之间的差异同时包含了等级的区别:“无上的创造者与低微的侍从,二者都是必须的,但应该各就各位。”但是,罗兰·巴特认为,这种等级划分不过是一个“陈旧的神话”。在他看来,如今的批评家已经“成了作家”,他们都在扮演语言的探索者,后者没有必要仍然保持低三下四的姿态⑧。

  此外,作家与批评家还有哪些不同?作家通常觉得,批评家依赖他们的作品维持生计——批评家犹如作家身上的虱子;这些言辞乏味的家伙时常自不量力,居然企图充当作家的教练,谁会认真地听取那些无聊的说教?批评家多半感慨丛生:某些作家真是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初出茅庐之际的确谦恭地将批评家视为教练,并且由于后者的隆重推荐而声名大噪。现在,他们翻脸不认账,时刻想将自己装扮成凌空而降的天才。为了塑造一个天生的高大形象而涂改真实的成长历史,这种策略怎么可能瞒过批评家呢?

  多数时候,这些观点仅仅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腹诽或者花边新闻,不足为训。作家与批评家的真正分歧更多地出现在阐释与评价作品的时候。一部作品的寓意或者象征是什么?如何评价某个文学人物性格?这部作品是否拥有一个恰当的叙事方式?当然,许多分歧无不汇聚到一个关键问题:人们面对的是一部杰作还是三流作品?许多作家愿意对自己作品的主题发表意见:透露写作的意图,回忆写作的甘苦以及各种轶事,这一切仿佛暗示了作家对于作品拥有的特殊解释权——当批评家发表不同意见的时候,作家手中的特殊解释权可以轻易地兑换为否决权。

  如果说,作家的威信曾经让批评家唯唯诺诺,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阐释学的转折带来了重大的观念转折。首先,阐释被视为作品的意义再生产。作家保证了作品的诞生,然而,批评家的阐释保证了作品的生命延续。对于文化史的构成说来,阐释的贡献必须获得重估。作品的诞生仅仅是一个起点,阐释决定一部作品能够走多远。作品的数量是有限的,阐释可以再造无限的意义。这时,人们可以说,文化史的大部分内容与其说是经典,不如说是经典的阐释。

  阐释学的另一个观念是,不再追求一个阐释的终点。阐释不是披沙拣金,千方百计地搜索某种一锤定音的标准答案,从而结束漫长的理论跋涉。即使某个时代的读者达成了评价一部作品的共识,另一个时代的阅读又可能催生不同的观点。文学阅读的发现毋宁是“期待视野”预设的兴趣。现代阐释学不仅肯定了“期待视野”的合法性,并且揭示了每一个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结构如何造就不同的“期待视野”。于是,阐释构成了历史持续展开的一种形式。阐释是开放的,正像历史不存在终点,阐释的意义再生产亦无终结之时。这极大地削减了批评家对于作家的依赖,他们的理论远征没有必要时刻返回起源。如果说,多数作家不仅倾向于认可一个阐释的圆心,而且有意无意地将自己设置为这个圆心,那么,这种观念已经被许多批评家抛弃。批评家的阐释不再考虑作家的意图表白,不再尊重作家的作品解释权——当“创造性的误解”成为一个堂皇的概念时,他们的理论冒险再也不必提交作家审核批准了。

  批评家的权力会不会太大了?他们的阐释会不会发生谬误?如何限制各种理论冒险?——能否随心所欲地断言《西游记》乃是皇权之争而《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同性恋事件?面对这些疑虑,阐释学不得不卷入众多复杂的问题,例如相对主义,何谓客观,逻辑与论证技术形成的公约,学派立场,视野的融合,如此等等。相对地说,作家更为关心的是,如何以及多大程度地索回作品之父的特权?作家的意图必须在阐释之中占有多大的权重?显而易见,作家的不满溢于言表——他们与老对手批评家的争论很快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回合。

  相对于作家,批评家通常归属读者阵营。批评家的职责之一是,向作家转达读者对于作品的观感。然而,近期的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从电视连续剧、电影到MTV、网络小说乃至网络游戏,众多新型的艺术门类不仅延伸了文学的地平线,同时使读者阵营产生了分裂。大众读者迅速地成为各种通俗性大众文学的拥趸,传统的批评家遭到了孤立。他们势单力薄,面目可憎,他们的观点无人问津,各种费解的专业术语或者喋喋不休的经典复述令人生厌。总之,这些批评家陷入了精英主义的困境。

  这些批评家已经拥有一个稳定的文学评价体系。不论是“道”“气”“韵味”“诗教”“意境”还是“母题”“形式”“主体”“现实主义”“后现代”,众多源远流长的文学理论概念构成了这个评价体系的后援。然而,现今另一些以数据为中心的概念正在涌现,并且开始构筑另一种评价体系,例如收视率,点击率,多少亿的票房,一个作家的年度纳税额,谁在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几,等等。这些数据并非客观的事实描述,而是包含了强烈的价值倾向。“市场”无疑是新型评价体系的基础,种种市场手段——诸如资本运作、商品广告宣传、销售量或者产品价格的意义决不亚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者巧妙的情节设置,公司经济账本上的高额利润似乎标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对于许多批评家说来,这些数据带来的震慑远远超过了预料。例如,那些网络小说的经济收益时常让批评家大惊失色,继而钦佩不已,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一批小说写了些什么,是否值得如此肯定,以及如此流行的深刻原因。利润即成功,这个原则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产生衡量的作用。

  的确,这些批评家再也不想坚持精英主义的骄傲了。他们愿意在市场之中洗心革面,诚恳地接受货币的判断。当然,他们不会公开地向拜金主义投降,而是动用理论语言将货币的判断包装为“文化民主”。大众自愿地购买自己喜欢的文化产品,难道不会比追随几个专家居高临下的训诫更为民主吗?这时,批评家几乎遗忘了一个事实:如今的市场已经如此成熟——推销某种商品的时候,商人的巧妙叙述一定会让消费者觉得,他们的选择发自内心而不是听从外部的灌输。

  “文化民主”是一个富有魅力的词汇,往往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叙述之中,追求“文化民主”的大众通常拥有革命者的身份。大众的革命对象是什么?文化上的陈规陋习?官方钦定的标准?隐藏于渊博或者考究背后的贵族趣味?以典雅面目出现的僵化、矫揉造作与保守主义?总之,这一切将决定精英主义与大众之间分庭抗礼的具体内容。然而,现今的大众往往以消费者身份出现。不论市场形式的“文化民主”如何实践,经济获利是一个诱人的结局。这时,遭受大众抛弃的精英主义常常如同一个不识时务的形象遭受嘲笑。作为革命者的大众曾经以摧毁资本主义市场为己任,充当消费者的大众巩固了商品关系的再生产,如此巨大的转向之中,精英主义始终只能充当历史的配角。

  “文化研究”的兴盛包含了对精英主义的贬抑,所谓“高雅文化”犹如一批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炫耀。批评家终于察觉到底层的声音,“沉默的大多数”宁可消费帝王将相或才子佳人而对教授们的高头讲章没有兴趣。一些批评家甚至将通俗的大众文化叙述为令人尊敬的“民间文化”。如果说“民间文化”的运作机制植根于乡村或者社区、街道的传统人际关系,那么,通俗的大众文化则依托于发达的市场机制。作为另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方式,市场拥有远为强大的宣传机器、动员手段和组织能力。相对于“民间文化”简朴的惩恶扬善或种种忠告、教训,通俗的大众文化更多的是欲望化装的白日梦。如此多元的文化结构之中,精英主义——那个以专业、经典、学院为正统的文化部落究竟拥有哪些存在的意义?

  从当代文学与经典、审美与历史到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学,这些概括远非完备;还可以罗列若干性质相近的二项对立,或显或隐地投射于文学批评的实践。例如抒情与叙事,古典与现代,文学先锋与艺术成规,等等。

  相信多数人愿意接受如下结论: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些二项对立不可能消失——内部研究不可能完全覆盖外部研究,科学不可能彻底铲除个性,批评家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作家的存在;总之,二项对立之中的某一项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膨胀,直至吞噬对立的另一项。人们毋宁说,这些二项对立将会持久地存在,二项的主从关系以及相互比例始终如同潮汐一般变化不定。某些时候,批评家可能更为重视审美;另一些时候,批评家可能更多地倡导大众文学对于精英趣味的冲击,如此等等。诸多二项对立构成了文学批评的理论调节器,共同决定批评家解读或者鉴定作品的内在倾向。可以看到,二项对立制造的理论调节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机性质,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公式事先决定注重什么,削减什么,或者维持双方平衡的数值又是什么。

  然而,“某些时候”或者“另一些时候”是必须推敲的时间状语:什么时候?这时,我想启动另一个概念填充这个时间状语:历史。“永远的历史化。”某些历史语境之中,经典、审美或科学性质成为当务之急,另一些历史语境之中,外部研究或个性、批评家的独立意识更为重要。批评家的倾向选择不仅是回应作品乃至文学史,而且力图进入更大的文化场域与经济、政治、科学等各种话语类型互动、对话、博弈。换言之,“历史化”是众多方案遵循的基本原则。当科学主义成为某种霸权的时候,“个性”或“审美”将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当大众文化的娱乐乃至庸俗泛滥成灾的时候,必须及时地重提经典或精英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是一个没有内涵的大词,仅仅用于敷衍某些陈陈相因的理论表述。作为一个先在的庞然大物,历史挟带无数事件、数据、细节以及众多传统观点矗立在那里,无法绕行——所有的行动必须从历史提供的起点之上开始。其次,历史并未预设各种标准答案,批评家必须对于某个时期历史语境的特征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且承担判断的后果,他们的远见卓识或者短视、误判无不进入公共空间,作为社会话语产生作用——哪怕仅仅是微末的作用。第三,历史并未设置某种超然的观察席,男性早泄怎么治?,所有的人无不置身于历史之中。从承传、守成到创新、发展,所有的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生产历史,同时又在享用这种历史。换言之,每一个批评家均是历史之中的一个主动角色,他们提交的各种观点无不进入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网络,从而与历史联系起来。批评家试图解读作品的哪些意义?为什么如此解读?这些初始的问题不仅涉及批评家处置二项对立的立场,而且涉及他们如何想象历史、参与历史和创造历史。

  ①[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③④[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第6、7页,第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⑤参阅[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第82、8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⑥参阅[美]弗朗哥·莫雷蒂:《世界文学猜想》,刘渊译,见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主义读本》,第45—46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⑦参阅马汉广:《作为事件出场的文学及其当下形态》,《文艺研究》2017年第4期;尹晶:《事件文学理论探微》,《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朱国华:《想象的新旧冲突:重释作为文学事件的〈沉沦〉》,见《2017年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会暨“文艺理论的创新与中国气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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